疫情期間，閉門宅家，亂翻雜書，排遣時日，發(fā)現(xiàn)書架上好多書并沒有認真看過，甚至買來后束之高閣，根本沒再動過。常風先生的《逝水集》，便是其中之一。說來慚愧，這是1995年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舊書，25年了，封面猶新，卻滿是塵埃。

　　讀《逝水集》，有一篇《回憶葉公超先生》。常風先生在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系讀書時，是葉公超先生的學生，往來很多，記述詳實，回憶中細節(jié)很多。其中說到這樣一個細節(jié)，即1930年，葉公超先生新婚，唯一醒目的禮物是“書架上一排十來本紅皮脊燙金的字和圖案十分耀眼的書”。這是一套《蘭姆全集》和一本《蘭姆傳》，是胡適、溫源寧等十位朋友送給葉先生的新婚禮物。他們知道葉先生最喜歡讀蘭姆。

　　這個新婚禮物，讓我心頭微微一動。

　　每一個時代，有屬于那個時代特色的新婚禮物。這是專屬于葉公超時代的新婚禮物。

　　記得我們那個時代的新婚禮物，一般是印著牡丹大紅花臉盆、痰盂和印著毛主席畫像或語錄的暖水瓶。那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的風俗。時代飛速變化，新婚禮物隨之變化，現(xiàn)如今，早不需要什么新婚禮物，而變?yōu)槎Y金，厚厚一沓子現(xiàn)金鼓脹脹地包在紅包里，比什么都更為實際、實惠、實用——我稱之為“三實”。新婚禮物，由物品到現(xiàn)金的華麗轉(zhuǎn)身，隱約體現(xiàn)了人們由精神到物質(zhì)再到物欲的三級跳。新婚禮物的“三實”，不過是人生最外表層的那一層鍍漆而已。

　　常風先生的文章，讓我想起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一件往事，那時，我的一個朋友的孩子結(jié)婚，我送的新婚禮物，也是書。并不是我有意拙劣地效仿胡適等人送給葉公超先生那一套《蘭姆全集》，因為那時我還沒有讀過常風先生的《逝水集》，盡管書擺在書架上。只是因為我的這位朋友和我一樣喜歡文學，尤其喜歡舊體詩，常常寫詩，唱和往來，影響他的孩子也很喜歡舊體詩，而且，還常和我們摻和一起，彼此交流很多。我是看著這孩子長大的，自以為很了解他，便買了一套三卷本的《唐詩選》，在扉頁上題寫了一首七律贈送新郎新娘，最后，還鄭重其事的蓋上一枚紅印章。然后，給書系上紅綢帶，打上蝴蝶結(jié)，自以為比送別的什么禮物，都超塵拔俗。

　　婚禮在一家飯店舉行，大廳入門處前，擺放著一溜長桌，上有簽名冊，還有一本禮品的登記冊，我看見上面大多填寫的是現(xiàn)金多少，極少的禮品，也是進口茶具、床具三件套、項鏈飾品等高檔貨。我忽然覺得有些不大對勁兒，在一堆鼓脹的禮金紅包和琳瑯滿目的禮品中，這三本《唐詩選》并非鶴立雞群，而顯得有些另類，甚至讓我都覺得有些寒酸。我發(fā)現(xiàn)，我已經(jīng)完全落伍，在一個早已經(jīng)不是詩的時代，還在固步自封地編織著詩的夢幻，不知道浪漫的婚禮，已經(jīng)變相地變?yōu)楝F(xiàn)金收支平衡最帶有禮節(jié)性的交易。

　　我的心里，涌出一種對不起孩子也對不住我的這位朋友的感覺。心想，只好日后再作彌補吧。

　　大約兩年多以后，我的這位朋友新添孫子，小孩過百日的時候，我去慶賀，帶去了紅包，包著禮金，不再犯傻送什么書了。風俗的力量很大，在潛移默化中，潤物無聲地改造著人們的價值觀。百日宴上，朋友特意拿出兩瓶波爾多紅酒，酒酣心熱，喝得大家酡顏四起，熱烈的話此起彼伏。漂亮的嬰兒，在媽媽的懷抱里，睜大一雙眼睛，好奇地望著我們。

　　我已經(jīng)忘記是在什么時候，應(yīng)該是在我的這位朋友的孩子搬家不久，是朋友掏出一輩子積存的家底，給孩子買了一套學區(qū)房，因為他的小孫子馬上就要讀小學了。我在潘家園舊書攤翻書，偶然看到這三本《唐詩選》。如果不是風吹開了書的封面，露出扉頁上的題詩，讓我看著字跡眼熟，也許我也不會再翻《唐詩選》，更不會再去買。我拿起書一看，是我寫的題詩，字跡有些褪色，印章依舊鮮紅。像是拿到了什么見不得人的罪證，連還價都沒還，我趕緊買下這三本書，落荒而逃。

　　常風先生回憶葉公超先生的這樁往事，讓我想起了自己這件往事。葉先生的往事，過去了整整90年。我的往事，過去了20來年。長耶？短耶？不覺悵然。（肖復興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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